蒙牛老总，蒙牛特仑苏董事长是谁

稍晚的钱穆则将清代学术划分为四个时期：一是晚明诸遗老时期。

失其理，则阴阳刚柔皆凶（《复性书院讲录》，第306页）。于是，理学应运而生，识破禅宗末流之弊，所言皆是实理，故理学集中国学术之大成。

马一浮这种以理解易的思想进路，本质上是一种哲学进路。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言之感以虚受也。由此，他引申《系辞》夫《易》广矣大矣《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等赞叹《易》道广大之语，指出《易》道之大，义有十重，即周遍、包蕴、自在、无碍、无尽、无方、无为、不测、即物、无我，进而归纳为三重： 不易故大，是显其理之常也。（《复性书院讲录》，第340页） 显然，这段话延续了马一浮阐释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的理路，天地之大德曰生和 太极生两仪的生都是本隐之显，从体起用，乾坤是寂然之理的显发，所以乾坤毁则无以见《易》。（《复性书院讲录》，第315页） 传统观点认为，咸、恒表夫妇之义，以寓人伦之本，故居下经之首，如《正义》所言：乾坤象天地，咸恒明夫妇。

这十种大，又可分为四类：教是能诠，理是所诠，教大理大，是《易》教隐微之理体、施教之原本。马一浮论为学工夫，汲取了佛教顿渐之分的思想，认为儒者示教之言亦有顿渐，上根之人，一闻千悟，拨着便转，触着便行，直下承当，何等骏快，岂待多言？但上根难遇，中根最多，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14]] 《朱子语类》卷九十八，《朱子全书》第17册，第3316页。

从表面上看，性理学只是一种断代的思想理论，但就其学术内涵来讲，却代表着中国思想文化的特色，是中国哲学精神的集中体现，表现了中国哲学建构的总体趋势。动而无一事之不和，则吾气顺，而天地之气亦顺，故充塞无间，驩欣交通，而万物于此乎育矣。这种学说从人格本体论意义上是讲得通的，但是，从宇宙本体论意义就讲不通。一、玄学的性理学说及对宋儒的影响 从性理学的建构过程来看，魏晋名士是中国古代性理学的开拓者、宋代儒家是性理学的完成者，由此可见玄学与理学的密切关联。

[[23]] 《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朱子全书》第6册，第425页。性与理均是本体但又有差异：性是人格的内在依据，理则是性的外在表现。

如前所述，玄学的人格本体论面临的第一个理论困境是人性中至理与世界万物中物理的矛盾与分裂，以及在这一理论困局中所实际包含着的自然与人文的价值分裂、无与有两种精神境界的内在紧张。二、宋儒性理学说的发展与成型 两宋时代兴起的理学思潮，一方面继承了玄学在性理学方面所取得的哲学成就，玄学中以性为本的人格本体论以及人格本体与宇宙本体的一致的思想均被纳入到理学思想体系中来。[[17]]这段话充分表达了由人而及天的人格本体论哲学的特点。[[4]] 《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14册，第226页。

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故其效验至于如此。另一方面，理学又解决了玄学在性理哲学建构中的不足，使中国古代性理学说走向成熟和完善。中国古典哲学的思考目标是究天人之际，古代中国的贤哲们对终极问题的思考起点与终点均是天人合一的。郭象进一步将此自然之性扩展到宇宙万物，认为物各有性，性各有极[[2]]，天地万物均是自生、独化而成，而性则是天地万物之所以然的内在依据，故而又称之为本性或天性。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究天人之际，古代哲学家们总是努力将人道与天道结合起来，将人文与自然统一起来。他经常用这种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体用二分法来解释作为人的本体依据的性与心理现象的情（或心），他说：性犹太极也，心犹阴阳也。

由于魏晋时代玄学家普遍地将至理、一理、天性、本性规定为自然、无为，所以，至理的内涵是无，而物理的内涵是有。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与关键确是性理学，这是一种通过人格本体而沟通宇宙本体即由人性而及天理的学说，这种理论和玄学是一脉相承的。

因为在中国传统思想所主导的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中，总是要先设定一个从天到人的宇宙论模式，再建立一个由人到天的人格论哲学思想构架，从而完成由天到人、再由人到天的双向建构。体现在精神境界上，产生了无与有之间的紧张。[[9]]当郭象讲性之理时，往往是指此至理。[[7]]但对于一理与众理之间的关系，他主张采取以君御民、执一统众的方法。现在，我们就从中国哲学的精神来考察性理学的哲学内涵。在崇本息末、执一统众、以无为本的学术宗旨下，至理与物理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紧张，体现在价值观上，就出现了自然与人文之间的紧张。

[[11]] 宋儒强调，世界上的人之性是有差别的，故而其性有异。《周易》有关对立统一的阴阳哲学，则是源于对实践活动结果的得失、吉凶忧患的反思。

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致焉而极其至，至于静而无一息之不中，则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故阴阳动静各止其所，而天地于此乎位矣。

郭象进一步将理分为物之理与至理，他肯定万物各有其理，认为物物有理，事事有宜[[8]]。由于中国传统哲学以究天人之际为终极目标。

[[13]]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朱子全书》第17册，第3167-3168页。【注释】 [[1]] 《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上册，第196页。[[10]]  《知言·往来》，《胡宏集》，第1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总之，中国传统兵、农、医、艺的操作实践活动，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反思对象，也是中国古典哲学的社会生活实践基础，故而也就规定了传统哲学的实践性精神。

郑玄注《礼记·乐记》时就说：理，犹性也。这也就可以理解和解释，朱熹的弟子在编辑《朱子语类》时，其理学体系分为理气、性理、学（工夫论）三个组成部分。

……愚谓尽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这固然是突出了至理、一理的本体地位，却凸出了一与众之间的紧张。

存心养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18]] 这是有关人格本体论的性理学说得以成立的宇宙论前提。

性作为人格本体只是内在的，它失去外在的超越依据。性能够成为人格本体，并且与宇宙本体相通，是因为首先存在一个理气演化的宇宙论化生过程。天地万物统一于本源的性，也就是统一于宇宙之本的太极。理学作为一个儒学复兴思潮，其目的就是要为儒家的人伦物理提供一个形而上的至理，从而实现价值领域中人文与自然的统一、精神境界上有与无的统一。

[[8]]  《齐物论注》，《庄子集释》上册卷一，第84页。譬如，儒家有关仁义、心性的道德哲学，本来就是源于对礼仪活动的反思。

察万物之本性，其源则一。郭象更是在王弼、嵇康、裴頠所开拓的以性为本的人格本体论思想基础之上，建构了一个以人性为核心的性本论哲学思想体系。

有物必有则，故物外无性。王弼说：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